美國對外貿易摩擦歷史經驗和情景分析

導讀：中美博弈剛剛開始，貿易摩擦增多概率大，但真正大型貿易占成本高，發生概率反而不大。

中美在經貿領域的摩擦是雙方多階段的動態博弈過程中的一部分。目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因其保護主義理念而發起多起貿易摩擦，而中國既表現出靈活的合作態度，也不會一味地遷就美國。重大貿易戰是任何一方以及全球經濟都難以承受的，因此，今年我們預計貿易摩擦將會不斷加劇，但真正重大的貿易戰的風險并不高，雙方將會通過談判最終解決糾紛，預計中國將可能降低部分商品關稅、更大幅度開放制造業和服務業、加強產權保護、提高對美農產品、飛機和天然氣購買，并同時要求美國降低高科技行業出口限制等措施減少中美順差。

1. 中美仍處博弈中，貿易摩擦在可預見未來大概率增多

當前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鋼材方面，此類產品在整個貿易中微不足道，但或意味著摩擦加劇的開始。3月9日，特朗普正式簽署關稅法令，將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15天后生效。同時，該法令也展示出一定的靈活性，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亞成為豁免國，其它國家也有可能經過談判被豁免。2010年之前，中國鋼材出口的國別貢獻中美國占比在10%以上，在2007年之前甚至接近20%；與此同時，美國進口鋼材中來自中國的占比也在10-20%之間徘徊。2010年后，鋼材在中美各自角度中的占比下降至5%左右，及至目前，降至3%，此次特朗普對鋼材、鋁征收關稅，我們預計在單一產品層面影響相對有限。

我們擔心的是，在此種貿易保護主義風氣之下，相關措施會延伸到其他領域，比如對中國較為重要的技術、高新技術等方面。的確，特朗普同時也舉出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的“301條款”作為武器，主要是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中國在美國“unfair trader”的名單中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出口假冒偽劣產品、電子市場盜版猖獗等違背知識產權的行為”。特朗普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國國內知識產權密集產業的生產成本，從而抬升產品的價格（圖3）。而美國國內將受到技術投資的激勵，企業市場力和規模效應進一步提升，同時伴隨高水平勞動力的進入生產率高地區和薪資上升。

2. 過往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2.1 日美80年代貿易摩擦對美中貿易摩擦的借鑒意義

進入80年代以后，日本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都分別高居世界榜首，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在不斷增大。198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首次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在GDP中占比達到2.8%。1986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擴大至1450億美元，在GDP中占比達到3%以上（3.2%，圖4），其中日本是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國，當年對日貿易逆差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近四成（38%），最高時甚至達到一半以上（1991年，56%，圖5）。

在這一背景下，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不斷，有時甚至比較劇烈，但是日本因為外交對美處于從屬地位，美國主要的要求基本上全為日本所接受。概括起來主要包括：

1.要求日本主動減少對美出口；

2.要求日本更多地購買美國產品，提出日本應接受美國柑橘、牛肉、汽車零件的進口；

3.要求加強對日本建筑業、金融業、通信業等的市場參與；

4.要求日元升值，1985年美、日、德、法、英五國達成“廣場協議”，引導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此后短短幾年內，日元對美元升值50%以上。

5.美國甚至還提出，因日本的經濟體系缺乏效率，且對外國產品的進口管制過于嚴格，因此應該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就行業而言，汽車行業成為美日貿易摩擦的焦點。以1988年為例，美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占日本進出口總額比重高達34%（圖6），日本對美國出口中，機械、電氣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占出口總額的近80%，是日本對美國出口的主要產品（圖7）。汽車產業作為日美貿易中逆差貢獻最大的產業（圖8），也是當時貿易摩擦的焦點，美日貿易戰對其影響巨大。美國要求日本先后實施了對美汽車出口限額、擴大日本市場對美國汽車企業開放等措施。此后，美國本土生產的日本汽車數量在總出售給美國的日本汽車數量的比重不斷上升，1986年占比不到15%，而在1994年卻接近60%。日本汽車企業加強在美國生產線布局，生產線向美國轉移，生產趨于本地化（圖9）。

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壓力將可能會是全方位的。起先美國可能就某些重點行業和匯率對中國采取措施，但這些要求沒有達到美國所希望的“理想結果”，其可能會要求中國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金融、壟斷行業方面的開放以及減少國企方面的補貼等。

2.2 2009年“中美輪胎特保案”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借鑒意義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經濟的衰退激發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此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中美輪胎特保案”。以下為整個摩擦的經過：

• 2009年4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對中國輸美商用輪胎的特殊保障措施申請。

• 6月29日ITC以中國輪胎擾亂美國市場為由，建議美國在現行進口關稅（3.4%-4.0%）的基礎上，對中國輸美乘用車與輕型卡車輪胎連續三年分別加征55%、45%和35%的從價特別關稅。

• 7月17日，美貿易代表與中國政府就ITC提出的特保措施進行磋商。

• 8月3日，中國橡膠工業協會組成代表團，赴美進行溝通。

• 8月17日，商務部副部長鐘山率團赴美，就輪胎特保案與美國有關部門交涉。

• 9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將對中國出口乘用車和輕型卡車輪胎連續三年加征關稅，稅率分別為第一年35%、第二年30%和第三年25%。

• 9月26日，美國海關開始對中國輸美輪胎加征關稅。

持續了將近半年的“中美輪胎特保案”隨著奧巴馬宣布實施特保措施而塵埃落定，而該貿易保護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逐步顯現。美國是中國輪胎出口的主要市場之一，2008年中國向美國出口輪胎7605.24萬條，占我國輪胎出口總量的24.35%。2009年9月，美國對華出口輪胎施加高額關稅后，我國對美國的輪胎出口量大幅下降，從9月的出口量720.9萬條猛跌至10月384.7萬條的歷史低點，同比下降46.6%。10月份我國輪胎出口總量也隨之下降，同比降低19.5%，對輪胎出口企業造成沖擊（圖10）。

為緩解美國貿易保護政策對我國輪胎出口造成的影響，我國逐步開拓新興市場，擴大對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及中東地區的輪胎出口量。以俄羅斯為例，2010年我國對俄的輪胎出口整體呈上升趨勢，全年平均月度增長率為13.3%（圖11）。新興市場的開拓緩解了美國市場萎縮帶來的負面沖擊，使得我國輪胎總出口量在短暫下降后逐步回升，并且在輪胎特保政策實施期間，輪胎出口金額仍舊能夠維持震蕩上升趨勢（圖12）。這說明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是應對大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方法之一，為當前緩解國家間貿易摩擦提供可行途徑。

除此之外，為應對美國輪胎特保措施，我國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但WTO貿

易爭端解決程序作出裁決至少要一年，如果美國再上訴，可能會拖兩到三年，而特保措施的有效期是三年，此時中國很有可能已經喪失了美國市場。于是，我國針對美國實行反制措施，2009年9月13日，我國政府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2009年我國對美國進口汽車數量的增長率下降13%，進口金額增長率下降35%，實現了一定的反制裁效果（圖13）。此次雙反措施在中美貿易博弈中起到一定作用，在短期內能夠保護本國貿易，但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貿易摩擦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在長期內對雙方經濟都將產生負面影響。

3. 中美貿易結構及可能出現貿易摩擦的行業

當前中美貿易主要格局是美國從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的21.4%，而對中國出口只占其總出口的7.1%，對中國的赤字占其總赤字的46.3%（2017年數）。這樣的格局注定了中美貿易容易受到特朗普政府沖擊，盡管中國只是眾多商品的組裝地和出口地。

● 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主要集中在（1）電信設備，（2）電氣、金屬加工等一般及專業機械，（3）辦公及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和（4）紡織、服飾、皮革和鞋類等，這幾大類共占從中國進口的61.3%（表1）。另外，木材及家具和金屬（如鋼鐵、有色金屬）及金屬制品也都超過5%。

● 在對中國進口的大額商品中，美國對華依存度—即“某類商品從中國進口額 / 該類商品總進口額” — 較高的行業也是消費品，如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58.6%），電信、錄音和放聲設備（57.5%），木材及家具（40.2%），和紡織、服飾、皮革及鞋類（40.1%），而工業、建筑業用的商品的依存度為20%左右，如金屬及金屬制品，橡膠制成品等。另外，旅行用品和衛浴、水暖設備的依存度也非常高。

● 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的前十大行業占比達85%，主要包括電信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服裝及衣著附件、電力機械、家具、金屬制品、鞋靴、通用機械設備，占比分別為21%、17%、9%、8%、6%、5%、4%和4%（圖14）。

2017年中國從美國進口占總進口比重8.4%，中國對美出口占總出口19.0%，對美貿易盈余占比65.3%。從中國對美進口的商品類別看，進口居前列的是機電、運輸設備、植物、化工、儀器，分別占比22.5%、25.4%、11.9%、9.1%和8.3%（圖15）。

從上述貿易結構來看，通信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和機械產品等后續也有可能被美國盯上。若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特朗普政府的目標比較明確，在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的同時，其措施需要有助于振興美國制造業，從而替代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并提高美國制造業的就業。這就使得上述行業可能易受美國的制裁，因為這些行業美國尚有制造能力。中國的反制措施應該是機電產品、飛機、汽車和農產品等。

4. 中美貿易戰情景分析

中美貿易摩擦無疑會加劇。美國除了要求中國加大對美國的進口外，在限制中國商品進口方面可能的做法有（1）美國以增加就業、減少貿易逆差為目的而有針對性地對華部分產品（如通信、錄音和放聲設備，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和金屬及金屬制品等）實施懲罰關稅（如45%的關稅）；或（2）美國對來自中國所有產品征收15%或更高的關稅。我們測算前者的影響尚可控而后者則觸發全面貿易戰。我們認為中美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較低。

4.1 中美貿易摩擦情景分析

我們預計特朗普政府采取以下方式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

1． 要求中國自行限制部分商品對美出口并要求中國削減美國產品的關稅，加大對美國能源產品、汽車及零部件、飛機等進口；

2． 對中國部分產品（電信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金屬及金屬制品等）開展反傾銷調查；

3． 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4． 要求中國加快資本項目和服務業管制等方面的改革；

5． 要求中國減少對國企的補貼以及對農業等行業的補貼。

6． 極端威脅是150天內對中國商品施以不超過15%或更高的關稅。

上述措施不會一次性推出，可能在未來幾年內陸續實施或產生效果。就2017年來看，特朗普效應可能對中國出口產生的實質性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和貿易保護的緊縮效應。

針對上述可能情況，我們設計了三種貿易摩擦情形并采用Armington替代彈性系數來加以分析。 圖16和17列出了中美之間發生規模不小的貿易戰與基準情形（零星貿易摩擦）對中國出口影響的差別。

情景1：基準情景，零星貿易戰，即維持現狀。基于美國經濟增速今年加快的預測和中美僅發生類似現在狀況的零星貿易戰，我們預計2018年我國出口增速將達15%。

情景2：中小型貿易戰：假定美國對來自中國的部分通信設備、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機械產品和金屬及金屬制品征收45%的關稅。根據Reinert和Roland-Holst（1992）和Gallaway等（2003）的測算，美國的這三大類進口商品的Armington替代彈性平均分別為0.63左右（較缺乏彈性），0.99左右（單位彈性），和1.45左右（富有彈性）。利用這些彈性系數，假設相關中國出口商難以改變產品價格且人民幣兌美元相對穩定，對這些產品征收45%的關稅或減少中國對美國出口15%左右，對中國的全部出口的影響應該是-3%左右。因此，2018年出口增速或將至10-12%。

情景3：中大型貿易戰，假定美國對來自中國所有商品征收15%或更高的關稅。這里我們假設了4種小情形，即普征15%、20%、30%和45%的關稅。根據佟蒼松（2006）以及其它國內外的研究，美國進口中國制造業產品與美國本國生產的產品之間的Armington替代彈性短期為0.8-0.9，長期為5左右。 也就是說，在短期內，兩國的產品替代程度小但長期里，兩國的產品替代程度相當大。我們測算結果顯示：

● 中短期：若是美國普征15%的關稅，那么使得中國對美國出口比基準情形下降14%，拖累總出口2.7個百分點；但是若美國普征45%關稅，則會拖累對美出口41個百分點和整體出口8.1個百分點。

● 中長期：中長期比較復雜。若中國出口商以及人民幣幣值沒有做出相應反應，因為美國進口中國制造業產品的替代彈性比較大，美國普征關稅使得對中國出口影響非常大。即使我們假設Armington替代彈性為3（小于學術研究的結果），我們發現美國對華商品征30%關稅時，基本上就停止了中國對美出口。當然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可能會降價或人民幣貶值較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國關稅。

4.2 特朗普政策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對話貿易摩擦對其國內生產恢復沒有幫助，而且會加劇美國通脹。美國曾多次用關稅等貿易壁壘試圖緩解貿易逆差，其經濟學邏輯是：貿易保護下進口品相對出口品的價格上升，美國本地需求由國外進口商品轉移至國內生產的商品。研究發現，短期關稅對改善貿易收支有明顯的積極作用，而長期效果則不顯著。這就把美國公民對于“301條款”執行強度和持續期的預期與政策效果聯系起來，因為預期的短期關稅實際上增加了即期相對未來的消費成本，從而導致國內實際利率的增加和即期消費的下降。

公眾對此次貿易保護預期更可能是短期的，事實上，美國很難對中國施行長期的貿易保護政策。James Harrigan和Geoffrey Barrows 發現美國1995-2005年對中國紡織服裝業采取配額壁壘時，國內福利因價格提升損失了63美元/戶年，且中美緊密的貿易關系使中國對美國福利的影響占據80%以上。

5. 中國如何應對挑戰

我們認為中國將內修改革開放、外領自由貿易、全球化來應對特朗普效應帶來的挑戰。

內修改革開放

特朗普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中國練好自身內功，是應對外部沖擊的最佳方式。當前中國處于金融周期下半場，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隱患較多，中國改革轉型刻不容緩，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加快改革和防風險，國企、金融、社保、財稅等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我們認為這些改革會加快傳統周期行業出清，改善中國經濟結構，降低中國金融風險，雖然對今年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后續經濟增長更有可持續性。

同時，我們認為中國的確有必要加大對海外制造業和服務業開放，并加大對知識產權報告。我國經濟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遇到了瓶頸，唯有深化開放才能解決當前許多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難題，通過開放倒逼國內改革。

外領自由貿易、全球化

特朗普貿易保護和戰略收縮之際，中國可以擴大開放政策，與更多國家簽訂自貿協定，推進中國開放進程和“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中國影響力。在美國優先的對外戰略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更容易為周邊地區國家接受，從而加快中國產能輸出，整合亞洲以及亞歐經濟，這將是我國的重要機遇。

來源：國君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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